周解荣  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和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

 

　　梁焕木是我父辈级人物，水利专家，全国劳动模范，第七、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。因为他所在的孝义村与我老家洄村相邻，也因为父母亲常提起。因上世纪50年代建造青岭水库、郑宝山水电站涉及我村山林问题，这个“土工程师”——手里拎着一只竹篮，篮里放着一面算盘，来过我家，与我当生产队长的父亲面商事务，也因为我们军烈属每年春节都能分到一条征天的鱼，更因为枫桥老老少少都称颂“过去种田靠老天、现在种田靠征天”……因此，我从小对梁焕木是高山仰止！

 

一

 

　　1982年8月我从绍兴师专毕业后,先后在白米湾中学、学勉中学任教，甚至1984年~1985年受学校委派到征天石灰氮厂内的高复班去兼过课，计算一下我和他在枫桥同一地域工作也有三年，但两人始终没有见面的机会，可能是隔行如隔山的缘故吧！但梁焕木的事迹，通过新闻媒体和枫桥群众中都能获取。就我而言，宣传部的章伯夫同学那里也是一个特殊渠道，因为他连续几个月在征天水库蹲点，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。讲起老梁，伯夫同学就能讲出一套一套,如学习方面,就使我惊叹！这个只上过5年小学的人，长年累月坚持自学，攻读流体力学、机械制图等大学课程，加上自己的实践，成为高级水利专家。

 

　　我邂逅梁焕木，是在1989年10月下旬的一个早上，地点在县政府门前的红旗路上。那时我在教育局上班，因为一早要出差，我早早地在红旗点心店用完餐，往县府大院赶，抬头便见体育路劳动局旁停着大卡车，四五个人从车上下来，每个人手里都拎着一个包，领头的是人高马大的梁焕木。他们一行人很快来到红旗路文化馆门口，我汇入他们人群，其中有一位讲了一句“反正机关上班时间还不到，不如先到对面宣传窗看看，有伢老梁的展览。”只几步路，我也跟随他们来到宣传窗前。这里是县政府对面，沿公园围廊建设的玻璃窗宣传长廊，有二三十米长。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县里搞了国庆专栏，其中就有梁焕木的人物事迹介绍，他9月底刚刚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（同期被表彰的浙江企业家还有冯根生、鲁冠球等）。玻璃窗中他挂着胸章的照片已被放大，特别显眼。难怪他们一来便准确地找到方位。当中有人指了指，大家便哈哈大笑！我观察梁焕木，他自己则是抿嘴一笑，轻轻摇了摇头，表情不张扬，显露低调、谦虚的神态。这一次，算是第一回与梁焕木近距离接触。

 

二

 

　　1986年在梁焕木的倡导下，征天综合开发公司和教育局、水电局联合创办了枫桥征天职业技术学校，校长是我绍兴师专的学长和同事吴五六，老师中的杨建权、胡国忠都是我师专同届同学，这所学校办学理念先进，服务地方经济贴心，名声远播省内外。说起1986年9月5日开学典礼场面，那就令人吃惊了：96名学生这样一个学校，浙江省教委主任邵宗杰、绍兴市教委主任董枫和诸暨的车珊珠副县长、孔向东局长，省水利厅的好几位处长以及省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和绍兴高专、中专的校长等领导、嘉宾就有20多位。这在诸暨其他学校，怕是极为罕见的。由此可知，梁焕木和他的征天企业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之大，也表明，各级领导对梁焕木锐意创新精神的鼓励和鞭策。梁焕木从农村实际出发，紧密联系征天企业和职校的成功实践，对农村教育改革进行了积极大胆的实践和思考。1987年、1991年先后两次在《人民教育》发表《谁来开辟农村新天地》、《农民也需要接班人》的文章，给当时千军万马走独木桥（高考）的中小学教育注入清醒剂，整个教育界为之震动。

 

　　我在教育局工作期间，做好教育系统通讯报道也是领导上分配我的本职工作之一。从1984年开始，省、绍兴市和诸暨市各级都开展了向梁焕木学习的活动，1990年10月，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发表了《情系青山绿水——记全国劳动模范梁焕木》的通讯。次年6月，反映其事迹的《情系青山绿水》一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，一时间，梁焕木成了热门人物。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密切关注梁焕木的改革实践。我曾两次做向导，陪同记者采访，第一次是1990年，陪同时任《浙江教育报》杨东赴总编，但不凑巧，梁焕木出差了，没碰上，由征天综合开发公司阮荣其副书记和吴五六校长接待,参观了征天水库、企业和校园。在第一现场感受到了梁焕木创业、创新的勇气和胆略；第二次是陪同《中国教育报》浙江记者站站长钱崇芳（诸暨江藻人）。时间是在1991年春节过后，见面的地点十分奇特，两路人马是在征天公司后面公路边（视北路口）汇合的。梁焕木刚刚出差回来，一下车见到钱崇芳，就说“惭愧，惭愧！我头上又戴了一顶全国职教先进的高帽，我不得不继续努力，否则真对不起上级领导了！”原来1991年1月中旬，国家教委、国家计委、劳动部、人事部、财政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，会上表彰了一批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，梁焕木被评为“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先进工作者”。采访中他阐述了征天的办学主张，同时尖锐批评了当时社会上片面追求升学率、脱离生产实践的倾向，呼吁学以致用，反对学以致“升”，为农村教育改革提出了不少建议。讲到“高复办”、高考“独木桥”、学生眼睛近视体质下降、电视镜头要么“拳头”（武打片）要么“枕头”（言情片）等话题，梁焕木就情绪激动，列举大量事实，反对这些社会不良现象。后来我们参与采访的钱崇芳、邓威、罗贤灿和我四个联名在当年《人民教育》第10期《开拓“耕读传家”的新天地》发表的长篇通讯，向全国读者全面介绍了梁焕木的教育理念和改革实践。在上世纪90年代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征天职校在诸暨，成为初中毕业生的“香饽饽”，报名人数多、录取分数线比不少普通高中还要高。他们在征天这个特殊的课堂里锻铸三年，走向企业、走向社会，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，当地群众对他们都是刮目相看。

 

三

 

　　1995年初的一天早上，时任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长蔡汉良叫我一起去枫桥看望病中的梁焕木。这时的梁焕木罹患前列腺癌已出院回家接受治疗。他住在征天综合开发公司过去，老学勉中学（现枫桥镇中）不到的民房一楼，靠墙铺设了一张床，垫着高枕头躺着，面色明显消瘦，但脑子十分清爽。他说：“自己的病自己晓得。我是共产党员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，我想如果组织上能同意，长痛不如短痛……”他双眼看着蔡部长，右手做了个刀割一样的手势。蔡部长代表市委市政府作了慰问，同去的市人民医院吴章穆院长也安慰了一番。不久，从新闻上看到，梁焕木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。1995年4月20日（农历谷雨）那天，提着手术后留下的积尿袋在绍兴参加“公祭大禹”；脚上打着吊针，手里握着笔；和生命赛跑，带病亲临枫桥江考察；坚持完成10余万字的《枫桥江治理开发》……杨安鹤老师是梁焕木的挚友，我业余时间经常到北庄路教育局宿舍杨安鹤老师那里。那时杨老师集中精力在做警句摘编，厚厚的书稿放在写字台上，交谈中才知，是梁焕木委托他编纂的，书名是《四书句选三百题》,作为征天集团职工学习用书。稿子形成过程中,他们两人曾反复研究和修改,为出版这本书稿，梁焕木也倾注了大量心血。

 

　　1996年4月19日，梁焕木不幸逝世。我当时在市委组织部办公室任副主任，派给的任务是起草《悼词》，部领导嘱咐这篇材料分量很重，既涉及个人的重要经历、荣誉，又涉及组织评价，因此，查档案要细之又细，写经历要实之又实，评价用语要慎之又慎，要逐级审查过的。我在干部档案室、文印室配合下，当晚完成送审稿，第二天按程序送部、市委领导审核把关，再传真报绍兴市委组织部审核通过。第三天上午在梁焕木遗体告别仪式上，这份材料作为市委主要领导代表组织对他做的最后评价“征天的脊梁、诸暨人民的好儿子、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、两个文明建设的优秀典型”。

 

　　梁焕木离开我们20多年了，他作为先进模范人物、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援外专家、造福一方的水利工程师，其影响力远播海内外。镶嵌在征天水库石壁上的“源发山阴，流泽枫阳”八个大字，正是梁焕木造福人民的一生写照。梁焕木的光辉事迹永远为老百姓传颂，“知山知水方能治山治水”的当代大禹精神，也激励我们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为党为人民的事业不懈努力！